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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