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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京中风暴愈演愈烈，《废奴疏》所引发的争论顷刻爆发，黄宗羲等革新派的弹药还不止于此。顾炎武在《启民报》上刊登雄文，建议朝廷开展二次度田，并加强《土地限购令》，“命天下之民，所田人不过五十顷，则国朝百年无兼并亡国之忧。”
其中，金陵大学政治系教授唐甄以追溯历史的方式，陈述了废除奴籍和限制兼并的必要性。
“昔者，汉不抑蓄奴，则有绿林、黄巾之祸；宋不制兼并，则有方腊、靖康之患。”
“何也？是以蓄奴则少民，民少则税繁，税繁则人困，人困则亡国。方有故宋亿兆之赋，难供励战之卒，外无以御敌；后汉千万之民，未有戡乱之蓄，内无以平乱。夫治国者，一曰广民，二曰税亩，故可言，并田者危国之税亩、蓄奴者胁君之广民，非祸及一府一县，实窃国也！”
尤其是万历、崇祯以来的亡国之思，让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前明”之亡，不只是昏君奸臣，不只是外敌内患，更是一个似乎让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起作用。
他们，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尽头，摸到了那隐隐约约的门槛。
只是保守思潮的反击力量，更加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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