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的东西，他们都是列博尔的居民，携带的皮包里有一份的报纸是1940年5月的，死者家属还认出了其他遗物，这7个人的身份被确定，是这里一家波兰私营企业的业主和主管。
芙拉达得知了这件事，愧疚的私下对我说，人是她杀的，这几个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她奉命晚上跟着军队进行抓捕，然后带到附近森林里处决。
我安抚了低着头身体颤抖的芙拉达，吻着她的头发对她说：我不会和别人说的，你也别和人说，你现在在我的保护下，别人还不敢动你。
1941年11月4日，家属和警察商议后，把尸体起出来装进棺材里，先运到教堂补办祈祷仪式，再重新安葬。从城郊到教堂的路上已经挤满了送葬的人，警察和军人在道路两旁维持秩序，现在烈日当空，波兰人却举着蜡烛，街道上安安静静的没有人说话，整个流程中只能听到牧师念祈祷词的声音。
我和占领军当局的很多人也站在送葬的队伍里，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沉默不语，自39年开战后，德国要求必须把斯拉夫人当做劣等民族看待，要在他们面前摆出主宰种族的架势来。我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德国化的波兰人，母语是德语，虽然我也被看作德国人，但我始终对优等民族，主宰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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