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炎药让他们帮我吃下。
浑浑噩噩的在看守所里过了大概10几天，我第一次被提审了。
不过，提审我的警察超出我想象的文明。
他们既没打我，也没骂我，只是详细的询问我当时的情况，我知道我是在劫难逃的，索性准备连之前的两条人命也都供认出去。
可是就在我刚准备说，我还有些事要交代的时候，提审我的一个胖警官突然打断了我，然后低头和另一个警察耳语了一会，另一个警察就走出去了。
审问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他小心的抬头看了看屋顶角落里的摄像头，背对着摄像头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用身子挡着给我看了一眼。
“不要乱说，你还有救”我立刻明白了，看来一定是大鹅或我家里人进行了操作。
大鹅家里几乎都在公安司法部门工作，不过他家的势力都在哈尔滨，难道在北京也能派上用场？不过不由得我迟疑，我父母和娜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机关干部，几乎没什么关系势力，在哈尔滨出的问题他们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在首都这种地方了。
在北京办事，你光有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有人没钱还是没意义，两样都有，也要看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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