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川似早有所料。他微仰下巴，话简短，意直接，态度傲慢如常，他说，反正案子即将开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需要庭前沟通了。
我不像别的律师习惯了在这位唐处长面前装孙子，直接就说你放屁！
一桌人都是同学，全倒抽了一口气，周扬拼命拉拽我的袖子让我坐下，小声提醒我这是检察官的场子，千万控制情绪。
“边儿去！”我推了周扬一把，继续逼视唐奕川，“犯罪嫌疑人为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讯问时为何不通知家长到场？”
“该案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是海员，长期在外，母亲是精神病患者，无作证能力，”唐奕川稍稍停顿，“看来傅律的调查取证工作还得做得再细一点。”
一下我们就成了控辩双方，我就该案涉案书证的违法现象提出质疑，唐奕川四两拨千斤，一一化解。
“那么，《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六条二款是怎么说的？”
虽然两院三部规定了办案机关提起公诉时须告知辩护律师，但在众多程序违法中实在算不得是大问题，反倒显得我有些胡搅蛮缠。然而从不出错的唐处长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这是婚礼场合，不适合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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