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口干舌燥，过了一会儿才有办法说话。我说，对，我还活着。为了节省时间，我告诉他我头部受伤，一只脚严重受创，被送进维也纳的军医院。那他呢？他说他被遣返回国，被送到辛桑学校的战地医院。真巧，我原本也是被派去那里。他跟其他人一样被判处三年监禁，服刑两年半出狱。
我们东拉西扯，闲聊了一会儿。我开始放松下来，为他点了啤酒，谈了些我正在经营的建材生意。我告诉他，我们这种人最好自己创业，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一个上过东线的士兵，尤其是在“二战”时期跟德国人合作过的公司。
“那你呢？”他问道。
我跟他解释说，加入“正确的一方”并没有帮我太大的忙，我仍然被视为曾经穿过德军制服的人。
爱德华一直坐在那里，微笑着，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他找我找了很久，但所有的线索到了汉堡就断了。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在报上看见一篇关于反抗军成员的报道，其中竟然有辛德·樊科这个名字。他重新燃起希望，查出辛德工作的地方并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跟他说我可能会在施罗德酒吧。
我紧张起来，心想，来了来了。但接下来，他说的话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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