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初，比利时电灯电车公司将公共交通的理念引入了中国，开始计划在天津铺设中国第一条公交有轨电车线路。
其中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刚好路过我和佟婉如居住的小院。
最后比商花钱征用了这附近的所有土地，那个混合了我和婉如温馨过往和惨痛记忆的小院也很快被夷为平地。
我拿着征收土地的钱，又卖掉了婉如留下的数处房屋和铺面，只留了一处宅子供自己居住。
卖房子得的钱加上父母留给我的一大笔金额可观的积蓄，我全部存入了和北洋水师经常有军火结算往来的一家德国银行的天津分行。
事后想来也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这一大笔钱在日后不经意间派上了用场。
回津不久，我在公门中的职务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大沽口战败后，北洋水师留在天津的海容舰和其他四艘驱逐舰全部被联军扣押缴获。
我这个回到天津的海容舰枪炮三副一时间既无船也无炮，变得终日无所事事。
同年秋天，新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着手同八国联军商谈收回天津的治理权。
我通晓英文且刚好赋闲，所以从北洋海军被抽调作为中方人员参与了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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